舉例來說，所有證據都指出為了廢核而大幅採用再生能源將造成電力系統的不穩定，但是這絲毫不會動搖執政黨貫徹非核家園的決心。
當人們對一個議題的立場不再關心證據，那就落入了信仰的範疇。所以我們今天並不是要討論證據問題，而是要討論人們為什麼相信的問題，也就是所謂護教學(Apologetics)的問題。
那麼，究竟為什麼人們普遍相信禁行機車政策是公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呢？我們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探討：一個是「民眾為何相信」，一個是「政府人如何決策」。
無論政策如何制定，摩托車使用者的利益顯然與車種分流政策直接相關。但是不管「受益」「受害」都是比較來的，那麼究竟比較的基準點是什麼呢？魔鬼藏在細節中，這邊有兩個有趣的統計盲點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均值回歸」。「均值回歸」的意思就是，隨機的短期突出表現長期下來總會回歸均值，所以大壞之後往往跟隨著大好，大好之後往往跟隨著大壞。
一個球員突然間手感很好，過一段時間就發現他好像退步了，沒那麼神了，這往往不是他做錯了什麼事，而單單只是回歸均值；一支股票突然之間大跌，過一段時間又漲回來，也未必是因為老闆經營有方，而又是回歸均值的表現。
那這樣取樣的問題就出現了：如果設置禁行機車的路段就是過往事故率較高的路段，那政府宣稱這些路段之後降低了事故率，這是「看的見的」部分，但有多少比例是均值回歸呢？這是「看不見的」部分。
其次是「條件機率」。統計中分子是明顯可見的，但分母並不總是如此。飛航事故中死亡率極高，這是因為飛機是危險的交通工具嗎？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如果以單位里程計算，搭乘飛機反倒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
所以同樣一件事，藉由調換分母，可以產生完全不同的表述方向。
政府人為了強化管制的正當性，在評論摩托車的危險性時，往往會說「摩托車肉包鐵，一旦發生事故後果將不堪設想」。這句話的重點在於加上了「一旦」這個條件機率，巧妙的把分母從「使用道路的所有摩托車駕駛」變成了「發生事故的摩托車駕駛」，用「受傷時的高風險」掩蓋了「摩托車單位里程事故數很低」的事實。
人類的大腦並不適合處理數學，大多數民眾對複雜的統計概念是無感的，因而根本不會察覺到這兩種不同的表述方式會是個問題。輿論自此完全被行政當局牽著鼻子走，進而影響立法，成為行政指導立法的完美循環。一個國家如果不檢驗就沒有確診，不讓摩托車行駛高速公路就沒有車禍，完美的數字是「看的見的」政績，但抽換分母的宣傳給政府擴權則是「看不見的」成本。
站在政府人的角度上，他們又怎麼看待這個政策呢？政府人也是理性的，所有的行動必定是指向「自己的收益最大、機會成本最小」的方向。也就是說，一個制定交通政策的政務官，考量的永遠不會是「政策出台後是否對民眾有利」，而是「政策出台後是否會被民代修理」「我能否因為提出這個政策而獲得地位利益的提升」。
我們不妨借用《獨裁者手冊》的說法：行政官員若沒有獲得致勝聯盟的支持，想改變政策就等於打了自己長官前輩的臉，對自己的前途只會有百害而無一利。而在摩托車路權這個議題上，就算做了對民眾有益的決定，收益也會分散到太多名義選民，並沒有哪個致勝聯盟能明顯從中得利。
因此一個理性政府人最佳的策略，就是「民意如此，法律無謬，祖宗家法不可變」，「不做事的人不會犯錯」往往是公務員最佳出路。為了避免被民代刁難，政府人必須確保自己永遠站在正確的政治風向上。因此需要運用一切行政資源，把條件機率抽換母數的概念，透過教育與文宣反覆洗腦給大眾。
也就是說，「有政府，會做圖」是政務官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這一切都指向一個簡單的結論：讓政府介入交通管理，往往越弄越糟，因為政府人只看到看得見的，而不關心看不見的。複雜的管理規則，不僅能夠塑造「有政府，會做事」的形象，而且還能同時將政府施政錯誤的矛盾，轉移成「人民之間互相指責對方犯錯」的矛盾，一石二鳥，一舉兩得。
唯一令人感嘆的是，事故統計數字的後面都是一條一條的人命，而在政府人理性的自保選擇中，有些人永遠失去另一種選擇的機會了。
今天為你講解了有趣的統計盲點以及政府人的決策機制，希望能讓你更理解交通政策仰賴「政府管制」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如果你對進一步了解這個議題有興趣，可以點擊 台灣機車路權促進會 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最後在這邊留兩個思考題：
（1）在你的生活經驗中，還有哪些政府人運用條件機率抽換母數的例子呢？
（2）你還能想到哪些致勝聯盟能夠對政務官的決策做出影響的例子呢？
歡迎在留言區寫下來跟我分享。
#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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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自：巴斯夏的蠟燭工坊
